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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反腐合作还要再迈三道坎

来源:中国青年报 

  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劳拉·泰森在开幕仪式上。本报记者 李隽辉/摄

  这笔钱是不是黑钱,又属不属于洗钱?这曾经是劳拉·泰森担心的事情。

  劳拉·泰森原来在美国金融机构工作,不过,她更为中国人熟知的身份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这名擅长与金钱打交道的学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各国加强国际反腐合作,必将有助于打击跨国洗钱和追捕外逃官员。

  洗钱与腐败相伴相生,被视为两大国际公敌。对于资金流出地来说,洗钱转移国内资产,造成本国经济损失;对于资金流入地而言,这同样是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因为腐败分子很有可能继续破坏流入地法治秩序,甚至随时抽走资金,影响金融稳定。

  “反洗钱需要各国对彼此进行信息公开,这是一个挑战。”劳拉·泰森表示,希望各国能合作推进这件看似只是金融界的事情。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吴宗宪也发现,国际上洗钱的门道五花八门,有的利用正规银行,有的利用地下钱庄,如果金融机构完善监管制度,就可以防止一部分贪官把财富带到国外去,构筑国际反腐的第一道防线。

  增强金融领域的技术和制度合作,这是国际反腐合作需要迈过的第一道坎。而第二道坎,是要克服短期利益。

  吴宗宪告诉记者,一些国家不愿意配合国际合作反腐,是因为外逃官员往往带去了巨额财富。外逃官员虽然会对当地造成某些负面效应,但他们也可能会在该国开公司、购置产业,这对某些国家短期的经济发展是有吸引力的,从而导致合作积极性降低。

  “比如说美国,如果真正全面合作,将贪官引渡,贪官就可能带回赃款,而这是其拉动内需的重要资源之一,所以美国有时不愿意顺利地接受某些协议。”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成言说。

  在受访学者看来,第三道坎,也是最大的困难,在于国际间法律的衔接。

  比如,有的国家没有与中国签订引渡协议,这就面临如何研究该国法律,再设法让该国法律适应我国反腐败需要的问题。即使签订了引渡协议,有时也会存在问题,例如,由于某些国家与我国社会制度不一样,意识形态存在差异,因此有的贪官出逃后会申请政治避难,一旦成功,必然造成引渡过程的障碍。

  除了引渡之外,各国法律对贪腐犯罪的规定并不相同。单单是对洗钱的定义,某些国家就不一致,更不必说刑罚标准了。李成言举例说,如果某些国家规定经济犯罪可能判处死刑,根据死刑犯不引渡的原则,对方就不会把贪官交给这些国家,因为引渡后可能“出现反人权的行为”。

  “协调这些问题是很困难的,只能通过双方的协商与谈判。”吴宗宪说,这是一个亟须磨合的过程,如果两国协商一致,可以达成协议,如果不一致,各国通常也不会为了达成协议而对本国法律制度进行大幅修改,“所以说,整个过程就是求同存异。”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看来,国际反腐合作越来越体现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变化,官员、商人有时候一产生腐败就跑到国外去了。

  李成言对合作反腐的局势持乐观态度,他认为,这种健康发展的关系来自各国的反腐需求。因为如果不反腐,各国政治就不稳定,经济得不到发展,自然得不到实惠。

  “对中国而言,首先需要适应用法律反腐,因为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是依法治腐。许多西方国家是法治国家,如果到美国去引渡,你必须适应人家的法治环境,然后从法律里面找到依据,才能在那个地方操作引渡、反腐谈判等。”李成言表示。

  目前,中国已启动“猎狐”、“天网”等行动开展追逃追赃,但相较于一些发达国家,中国对启动追逃的利用率并不多。吴宗宪认为,其中原因一是不少地方办案人员不熟悉国际司法协助的制度,只擅长劝返、动员家属劝服,二是不少办案人员存在语言障碍,并且,国际司法协助对办案证据要求比较高,我们有时可能达不到这样的标准。

  “中国的国际角色越来越重要,只要我们把事情摆上议程,合作反腐是不难的。”郑永年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国际反腐越来越重要,“不仅中国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国际社会也需要中国的合作,在全球化时代这是相互的,并不是中国有求于国际社会,大家都是地球村的成员。”

  执笔:本报记者 卢义杰

  采访:本报记者 王梦影 陈婧 张茜 刘星

  实习生 易娟

  本报北京11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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